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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龙的博客

一个一直奔走在路上的新闻人

 
 
 

日志

 
 
关于我

博主为资深报人,湘籍人士、长于鄂西、客居广东,其家为“长沙十大藏书家”之一。1993年入行至今,历任现代人报、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中央电视台记者和新周报总编辑(新周报被外电评为2004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媒体。是年以停刊三期整顿名义荫死。2010年复办新周报周末版,再任总编辑。再因新闻纸强转文摘愤而辞职)、曾历任北京(主持并设计民主与法制时报改版)和云南(滇池晨报)二报执行总编、广东省出版集团时代周报第一副总编辑。现任武汉长江商报执行总编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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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中追寻理想  

2006-10-17 16:11:00|  分类: 新闻生涯散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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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刘根社 来源:今传媒2005年5期 更新:2005-6-3 】

        本刊第三期刊发“流浪记者”赵世龙的报道后,读者的反响至为热烈,大家还想更多地了解他,比如他的成功秘诀,他的新闻理念,他的力量源泉,等等。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便请前文的作者和赵世龙进行了如下对话——

        三年前,我到过赵世龙在广州的家,一个人的家。他告诉我,下午在大学的一场足球赛,大学生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过他。在装修得富丽典雅的客厅里,品味他亲手泡的功夫茶,欣赏着“国内一流音响”流泻出来的贝多芬的交响曲,我突然发现,赵世龙这个浪迹江湖的流浪记者,居然拥有一份如此浪漫、如此闲适、如此恬淡的生活。他可以躲开人群,但他躲不开历史——

        关于经历

        刘:你行走江湖12年,频繁跳槽、行踪不定,圈内人对你有些眼花缭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频繁地跳槽?

        赵:我1993年入行做新闻,此前并没有做记者的经历,也没有经过像科班生一样的专业培训,因此,头一年算是学习。第二年我就开始有了自己朦胧而模糊的新闻追求,认识到新闻是种能力,即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而且我坚持不懈地去做了。第二年里,因为自己远没有达到对媒体各方面收放自如的程度,实际上算是很不顺的一年,这一年里我换了3个单位,分别是《南方人才市场报》,深圳《焦点》杂志,年底进了当时在新闻圈内很叫好的《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做记者。

        1996年算是我的“成名年”。因为有了之前的漂泊与不顺,在这一年里,我勤恳踏实行动如风,做了很多好的专题性、调查性新闻报道,也学习到了很多新闻技巧。是年底,正在向新闻周刊转型的《南方周末》开始挖我了。我先为他们做了一篇“六千年古城横空出世”的独家报道,刊发在1997年初的《南方周末》上。过完春节,我就跳槽过来了。

        在《南方周末》也只待了两年,后因不愿介入内耗而离开。1998年四五月间的五期《南方周末》,我一个人就发表了3个整版的头版头条大报道,要知道,那时南周的记者平均一年都达不到上3个头版啊。但就在此时,我突然发不了稿了。主管不论我报什么好选题,都不让我去做,有时选题实在好得没法了,他宁肯麻着脸皮将我发现的好题材分给别人做,也不让我去做,明摆着是要挤我走。后来,连江艺平主编点名要发我的稿件都发不出来。当然,类似的情况别人也碰到过。这类事都不会是稿件不行的问题。在3个月压了我5条大稿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选择走人,以免碍事。但就在我辞职时,一篇被压了三四个月的大稿《刑讯逼供天怒人怨》却发出来了。

        再就是做“长洲戒毒所贩卖戒毒女为娼案全调查”,稿子做了一万多字,老总同意发的只有600字。我本以为那个稿子就此束之高阁永沉箱底了,没想到后来央视新闻调查介入,一时轰动中国,我的调查作品也因此得见天日,并因此入选了央视评选的“2003年度中国八大风云记者”,当时的报道通篇都是《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如何如何……你说这报道给《羊城晚报》带来了多大的荣誉?但在一些人眼里,我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又让我坚决地离开了《羊城晚报》。这几件事,也算是我从业12年来的标志性事件吧。

        刘:我注意到每次“跳槽”,都是你炒老总的“鱿鱼”,没有一次是被老总炒的。这说明了什么?

        赵:一方面,说明我做新闻的实力——我想我做新闻还不至于差到让老板主动炒我吧?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也需要根据个人发展需求、视市场发展状况而主动去选择媒体。中国的媒体相对还有很浓的计划色彩,体制还停留在传统的用人机制里,真正的报人只是少数,所以,适当调整平台,也是发展事业与经营新闻人生的必须。

        刘:这种调整是否有某种讲究?促使你调整的主要是媒体?老总?还是你自己?

        赵:没有什么讲究,一般是沿着好的和向前发展的方向进行选择。对机制不满可能多些。对自己当然也是不满的,我一直相信取法乎上得其中,而我今天取得的一些成绩离我预设的取向值还差得远,只是这种取向值只能放在心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能说出来,免得被人理解为狂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崇尚谦逊排斥张扬的国度。

        刘:过去的经历中,你最满意和最失意的时期是什么?

        赵:没有最满意。只能说有比较满意的地方,如十数年一直保持着闻新闻即动、行动如风、动之能胜的作风,一直保持着一个新闻记者“在路上”的职业状态。这种状态保证了我的前进动力。而一般人做上五年记者,就自认为是老记者了,对社会、人、事的心态已经疲倦得很了。

        另一个就是愈挫愈奋的顽韧与进取。不论别人怎么看不起我,我都在走自己的路,而当我相对成功,取得一点成绩后,我没有沾沾自喜,没有志得意满,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常常对比较近的朋友说:“当一个人把自己太当个东西时,他其实就已经不是个东西了!”

         最失意的当然是感情。像我这样当记者,常常处在羁旅无定之中,时间七零八碎,心态也飘泊得很,加上职业的状态是行动如风闻“新”起舞,做的又多是艰苦卓绝或者说是高难度的选题,所思所想都过于沉重,这种深厚的重硬载负形象,不是一般女孩子能理解和包容的。而我个性中又有不迁就凑合的成分,所以失意。
自己对有的媒体作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一些重大新闻甚至改变了某个社会局部的土壤与小气候,但单位领导却视如未见,甚至认为是添乱。你的努力及给媒体带来的声誉,在他眼里都可有可无。新闻价值与取向完全得不到认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刘:经历《新周报》事件后,有人(当然是不欣赏你的人)说你还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也绝对是一个末流的总编。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赵:我是一个纯粹的记者,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总编。说我是末流也许是指此吧?但我想引用另外一些媒体同行对我的评价:《新周报》出生后到现今的遭际,是一个报业江湖的传奇。我本人被新周报人和一些朋友们称为是“中国最短命的总编”,《新周报》则被称为“存在时间最短但同期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这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它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我们办报的正确性——我们挠到了社会底层的痒痒处。因此,得到了社会与圈内人的叫好。同时也让某些过敏的人神经不爽。

        我主持的《新周报》只出了七期,出报时间不到二个月,但每期都有重头新闻被凤凰卫视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点评到。我们的新闻,在新浪网也是追读热点,网络转载率风头一时无两。《新周刊》评选的“2004年中国社会关注的十大热点新闻”中,有两条就是由我主持时的《新周报》独家报道的。这又是我们新闻影响力的一个有力例证。一个末流总编可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吗?有那么多的报刊创刊几年了,还是要死不活的,那些总编抓新闻与策划新闻的能力会比我强吗?

        刘:你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是“流浪记者——流浪名记者——中国最优秀的流浪记者”,还是“流浪记者——主流媒体总编——中国最优秀的主流媒体总编”?

        赵:“流浪记者——流浪名记者——中国最优秀的流浪记者”之路,我已经基本走过来了。“流浪记者——主流媒体总编——中国最优秀的主流媒体总编”之路,走了一半,因《新周报》的夭折而暂时停止下来,我还需要再有一个平台来达到与证明以上所问之最后一点。我也相信我能够达到。但我不同意你问话后面冠以的“最”字,因为自古文无第一。能够进入这个优秀的团队,就足够了。

                              关于作品

        刘:本刊上期独家介绍了你的新闻作品和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有位同仁在看了关于你的报道之后感叹:“看看赵世龙,才知道自己连半个记者都算不上。我们掺杂了太多功利的色彩。不过,赵世龙一定很有钱吧?”你真的有钱吗?

        赵:我不算穷,但远称不上有钱。我买的房子,现在还苦巴巴地供着银行的楼款呢。做新闻不是要有钱了才后顾无忧地去冲,有时候清贫与简洁更能出作品。我其实一样也想着后顾无忧,我一样也有人生诸方面的喜乐忧愁。离开《新周报》以来,已经有4个月了,我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没有收入,在吃老本。这现象与去年年初时一样,我那时为了寻找资方筹办《新周报》,一连半年没有工作,只是利用这半年写了一部书,书稿就是我的惟一收入。

        刘:许多同行始终搞不明白,多年来,中国各地发生的很多次重大事件(尤其是恶性事件)的报道,几乎没有你不参与的。你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如何判断它们的价值,如何让它们见诸报端?

        赵:我多年关注这方面的新闻,自然有我的网络渠道。我和一般跑线记者同又不同:相同的是我一样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信息平台,好多信息自然而来;不同的是我能够在全国自由选题。这是一个记者应当必备的功课。我还有一点秘诀是:很多地方媒体的兄弟们发现做不了的好新闻时,常常会想到我,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些难得的新闻线索。为了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我只有努力往前冲,把它做好。南丹矿难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做不了也发不出来,采访难度很大,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我。

        刘:迄今为止,你认为自己最成功的报道是什么?最失败的报道是什么?最遗憾的报道是什么?

        赵:在报道上,应该说没有最成功一说。新闻从来都是遗憾的艺术,总会有不满意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失败的。要说失败,就是去采访却无功而返喽。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只发生过几次,有的是信息源不够确切,有的是采访中间被外力阻止。要说自己的长处,比较中肯的评价应该是:发现与发掘新闻的眼光要超越很多同行;采访能力相对出众。有领导曾这样说我:“只要是赵世龙想采访的事,基本没有采访不到的。”虽然实情并非完全如此,但我把它理解为对我做记者能力的鼓励与夸奖。最遗憾的事应当是特别想做一个新闻,但客观环境让你没法去做。

        刘:我发现,在你的新闻实践中,面对的最多的是原告、被告和司法机关,每次,你都能轻松梳理和掌控其中的复杂关系,推出惊世的新闻作品。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有因为自己报道而成为被告的经历吗?你把自己定性为调查型记者,你认为优秀的调查型记者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赵:调查新闻有其内在的脉络与逻辑关系,还有对社会人生的了解与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支撑,再就是在实战中迅速学习并积累经验,还需要像战士一样随时保持枕戈待旦的状态,闻新闻而动的作风。
成为被告有过3次,结果是输了一次,赢了两次。输的那次是在《南方周末》做的报道,纯粹是因为地方保护与司法腐败才输的。赢的两次也是几反几复才赢下来的。这些经历让我对司法腐败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加深了我的法律知识与对诉讼、司法程序的了解。

                              关于理念

        刘:人们知道和了解你,除了你自己出版的5本专著以及你供职的媒体,如《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中央电视台及《新周报》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途径,如入选央视“中国八大风云记者”和“新闻调查《阿文的噩梦》”专题,湖南卫视的“走进金三角”专题,安徽卫视的“记者档案《三年解秘嘉禾高考舞弊》”上下集、以及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新闻背后的故事》等。甚至连你打过的“广西神医案派生的五年十一场连环诉讼官司”,都成了央视《今日说法》的专题节目话题。一个普通的地方纸媒记者何以能够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主流电视传媒王牌节目的特邀嘉宾席上?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你的作品还是你的人?
        赵:这首先是对我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新闻理念并且执著践行的丰厚回报吧,所谓天道酬勤。我想,他们关注的是我所做过的新闻本身吧。这说明我坚持的新闻理念得到了权威的认同。到现在,才慢慢有媒体开始对我这个人有点感兴趣了。

        刘: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跻身中国首批流浪记者行列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其中主观因素多呢,还是社会因素多?流浪记者群体的显著特点是什么?流浪记者的文化根基、精神根基、价值根基是什么?流浪记者整体是否正在走向式微?其历史使命是否完成?

        赵:成为流浪记者应该是命中注定或者说无可奈何的事。我的起点低,最初南下广州只是想寻找发展的机会,没想到会进入这一行,而且走得这么远。我想,坚持与纯粹是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主因吧。这年头不怕复杂多思的,就怕追求纯粹的。单纯要比复杂走得远。我认为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观的因素是内因,外在为主观所用,缺一不可,只能说是结合得好。

        流浪记者族群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们寻找机会、寻求思想与体制的解放的大潮涌现的。那时,它只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一个很小的群落。之前,媒体还是计划体制中干部群体中相对顽固的一个堡垒,编辑记者是有编制的,这编制还和户口、档案连在一起,分房、医疗、养老等福利,都以在不在编制内为前提。改革开放使得人群的流动越来越多,在南方重镇广州,首先出现了一小撮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自由流浪人群,流浪记者是这一小撮人群中更小的一小撮,他们被称作招聘记者,区别于有编制的体制内的大多数人们。

        招聘记者在业内混,每前进一步都要比在编的同行们多付出几分汗水,因为他们往往没有编制,户籍也不在工作地,也没有住房。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就是新闻零时工,是“三无人员”层中最高级的一层。这不是笑话,和我一批的一位流浪记者,就曾经在他租住的出租屋内被治安联防队员在查证时殴打过。我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都做得那么有全国影响了,但出入南方报社大门时,还必须亮“临时工作人员”证。因体制滞后的原因,无论你做得有多好,通常也只有干活的命,升迁的机会几近于零。

        1998年以后,各大报几乎都出现了流浪记者的身影。1999年,新闻出版署开始允许地方主要的党报给流浪记者“上户口”,颁发正式的记者证。严格意义上讲,我是1999年初开始脱离流浪记者族群的。2000年,我买了94平米的江景房,户口也落到了广州,这样,算是彻底与流浪记者告了别。这时,很多大一点的新闻单位都开始了“双轨制”,即实行全员招聘,在编不在编都要进行岗位竞聘,没有竞聘上的在编人员要调岗和待岗。这算是进了一大步。但在选拔干部时,在编不在编还是有分别。可以说,原始意义上的流浪记者完全消失于2000年前后。

        但随着全员招聘的开始,新型的流浪记者又开始产生——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普遍采取全员招聘制,记者族群也是如此。我们以前羡慕不已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编制直接分到新闻单位的事也少了,大多数都采取合同招聘制。流浪记者所代表的那份自由用人的机制,其合理成分现在已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机制中,这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刘:2004年9月,你出任《新周报》总编,是否意味着你的追求发生了某种转变?抑或表明你是在流浪记者现象归于沉寂之后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但是,《新周报》事件之后,你又“故态复萌”,重新选择了流浪。流浪是你的宿命吗?现在是2005年的春天,37岁的你,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流浪记者和媒体总编,哪个更是你想要的生活?

        赵:做一张《新周报》这样的报纸,念头产生于2002-2003年间,那时我做了很多好的新闻,因为我供职媒体领导人的自我审查过度而无法发表。其实在现行制度下,必要的审查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但有些人的审查却不是出于对新闻的负责。我也曾想过回《南方周末》,2001年间,南周的主编江艺平、执行主编钱钢都力主我回来,但排斥我的势力还是存在,我回去一事也就此搁置。于是我就想:是不是自己去办一份理想中的报纸。后来,就开始与原南周出来的同事曹西弘等人一起寻找资方,终于找到了知音集团。几个月后,这份媒体终于出来了,那就是《新周报》。

        不论做记者还是做总编,核心的追求都是做有价值的新闻。只不过岗位换了,我成了一个首先考虑新闻价值,并想方设法创造机会让记者们去跑新闻、并想方设法让它相对完美安全地发表出来的人。从这点来说,算是一种进步。

        刘:你眼下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回顾12年风云历程,你觉得你生命中无法绕开的“痛点”在那里?中外传媒有无碰撞点?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赵:我现在想得很朴实:寻找一个平台,好好做自己想做的新闻。从业以来最大的痛点就在于追求的价值得不到承认,也一直得不到一个理想的展示平台。传媒的基本理念中外大体是相同的,碰撞点在转型期应该在“事实的真相”上吧。我的下一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新闻,和我想爱的人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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