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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龙的博客

一个一直奔走在路上的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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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博主为资深报人,湘籍人士、长于鄂西、客居广东,其家为“长沙十大藏书家”之一。1993年入行至今,历任现代人报、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中央电视台记者和新周报总编辑(新周报被外电评为2004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媒体。是年以停刊三期整顿名义荫死。2010年复办新周报周末版,再任总编辑。再因新闻纸强转文摘愤而辞职)、曾历任北京(主持并设计民主与法制时报改版)和云南(滇池晨报)二报执行总编、广东省出版集团时代周报第一副总编辑。现任武汉长江商报执行总编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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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竟然百孔千疮》自序  

2006-03-18 02:41:00|  分类: 《我们竟然百孔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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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现在被普遍怀念为“一个充满了理想与朝气的时代”。
这充满理想与朝气的一代,多数生于60年代。这是一个在社会裂变中孕生并成长的群体。六十年代以降,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惊天动地的事!家国的命运,个体的浮沉,都曾让我们那么感动和备受煎熬;政治解冻、改革开放与专制复萌、左倾回潮的势力,一直在激烈地交锋着,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代人,注定了要在多元与多变的环境中、在撕裂与重组的痛苦中,完成自身的心路历程。
    80年代时的“这一代”,正处于所谓成长期中的“精神断乳-反叛期”,精神饥渴亟待补充新知,青春膨湃能量急需释放,他们面临的是一个被历次政治运动颠覆、混淆了的破碎价值观世界,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震荡的风暴。置身大时代的洪流中,“这一代”以“怀疑进而质疑,改造并且完善”这个世界的独特生存姿态,成就为不可置换的“这一代”。
    “这一代”是直面拨乱反正和恢复高考以来的一代。在进入高考前后的那个年龄段,很多智力优秀、充满灵性的人还童心未眠,浑没把枯躁的书本本、教条条、读书考试、提前生硬规划人生当回事。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感兴趣事物的关注之上。对个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童年少年时期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扼杀和压制;对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则莫过于它的人民在很小的时候,被抹杀个性,厌弃学习。中国现时的教育,却正在前赴后继地挤压和谋杀着那份心灵自由的空间。它对性灵的戕害,对思想的禁锢,对自由的荼毒,对完成社会与人的发展本身所需求的知识结构、个人素养的摧残,都是令人发指的。
    梁启超曾在其著《欧游心影录》中,对个性重要性之问题有独到见解。他比照东西发现:“欧洲百年来的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于‘个性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似有存在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万般如一地铸造,一但脱了这模的规范,在社会上就会站不住脚,近年来中国人才智不逮欧美都是于此。所以,借鉴西方文化长处,第一要紧的是要谋个性的发展。”
    要发展个性,须得思想解放。要想解放思想,必须得提倡自由批评的民主精神。民主一直是我们颇为稀缺的元素。几十年来的教育中,为了达到灌输极端教育的理念,断章取义和明目张胆地篡改、阉割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屡见不鲜。以至于有人评说:“我们的教科书对历史的篡改,特别是对近现代史的篡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对其教科书篡改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思想解放与发展个性?比如爱迪生“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名言,在教育上被广泛引伸为刻苦学习的训导,也曾经作为我们高考总动员的口号贴在教室的墙上。但后面那句“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就被刻意过滤掉了,爱迪生的话因此被篡改了原意。
    重点写作本书的2005年,恰好是是废除科举的100周年。一百年前的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了“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那一天决裂了两个时代,启动了现代政治和教育,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甚至这样评价:“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废除科举6年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亡,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超稳政体终于土崩瓦解。
    由废除科举到废除帝制,代表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也代表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意味着中国由君主专制向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转型,本应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这一点却因近现代中国时局之变幻莫测而没能实现。“革命后”的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其后更是党争不断,异族日寇趁隙入侵,直到长达14年的抗战终于惨胜,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的国人,立刻陷入一场更大的争夺天下的内战中……
    一波波暴力动荡与建国后历年的政治运动,使社会正常的发展陷入了颠覆和毁败,遑论什么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与改良了。这一点,是后世社会重点研究的“革命后”课题。恩格斯是较早关注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经长期观察与研究比照,他得出了“革命通常收获与其初衷不同的东西”的结论。教育在中国的“革命后”情况更印证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
    据西方学者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废除科举前1880年代大清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开始现代化之前的英国和日本。
    但经废除科举及“革命后”,中国的国民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到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教育水平降到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只有17%,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不超过5%。
    当年多次上书建议废除科举的维新主将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破坏了一个旧秩序,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教育是遽除革新中被耽误得最多的领域。这期间一直试图通过努力改变现状的杰出代表,有胡适、陶行知和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胡适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受挞伐攻击;梁漱溟也因为与领袖交恶而被批倒批臭;晏阳初与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致力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在经历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而事实上中断。
    到结束文/革、恢复高考的1977年时,教育又走回了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科举老路。虽然它对因历年政/治运/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中国改革之初培养人才有其功用,但至今以应试教育和举国高考为龙头的教育体制,转眼已快施行30年了,时代要求提倡人本、张扬个性;我们的教育却仍在以僵化的模式统一“生产”人才,崔健喻之为“红旗下的蛋”,一些尖角锐利或不适应这种“万般皆一法”的人,轻易就被当成废品淘汰了。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曾以出身论成份。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回了香饽饽,对知识的渴求投射为人们对文凭的盲目崇拜,形成“文凭等同人才”的不当观念,导致新的成份论流行。中国同时出现了教育过度与教育质量下降并存、人才高消费与人才高浪费并举的育人、用人怪圈。与之相匹配的还有一整套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架构,档案、编制、职称和将来的发展、升迁,都与学历直接挂钩;用人上不以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能力为上,盲目死认文凭,改变了以选贤任能为上的正规用人渠道,恶性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
    从废除科举走到今天的举国高考,好好反思这一百年间,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是很重要的。 哲人说过“历史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真相”,“真正的历史是由未来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写就和写给后来同样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看的”。真实的近现代中国史与真知,只有通过自由而广泛的多版本多侧度的比较阅读、详证细考,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近似值。就教育先进性方面来说,我们处于和百年前差相仿佛的境地,整个民族似乎在被迫和集体无意识之间,来来回回做了场百年不断的噩梦,中国也因此被延误了一个世纪!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无法不有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的历史苍废感。
    应该感谢自幼的自由阅读所获得的那份视野开阔与精神舒展,以及家庭对我后天成长提供的物构支撑,以及那份朦胧而模糊的反叛意识、离经叛道的勇气。这些,我们的教育思想和课本教材中基本不会有所体现,有也只是断简残章或者语焉不详。
    打从我知事起,父亲自费订阅的报刊杂志之多,被他的同事誉为“全县之冠,也许是全省之最”,多达三十多种,如果算上家里存放的班级师生们靠勤工俭学和班费资金订阅的各类报刊杂志,就多达上百种了,记得那时几乎订全了全国几十省的青年杂志,《当代》、《收获》、《十月》、《新华文摘》、《小说月刊》、《中篇小说选刊》、《报告文学》,《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上海《青年报》、《参考消息》、《文摘周报》、《文学报》……出于对家乡的思念和关切,甚至还专门订了份《长沙晚报》。同时家中还有多年来省吃俭用买下来的数千册以文史哲类为主的藏书(后来增长到数万册)。黄远生、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这样的记者楷模,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伤痕反思文学先锋作家,早早成了我心灵自由对话的良范导师。成长的八十年代的那份朝气,一直伴我持续至今。
    结合自己、以及我们那一代人深为应试教育之荼毒,产生了创作《我们竟然百孔千疮》的冲动。记得我和我的同学们不只一次说过,有一天我们中产生一个文人,把这段经历与这一代人成长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的故事是那么富有反叛色彩和传奇性。从90年代初开始谋篇动笔,直到2005年底才临近付梓,这是一部陆陆续续写了十多年才完成的作品。我希望我的这部书能够提供一个历史时段的标本切片。
    它实际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写的:以童蒙始开的眼睛看世界,记录成长岁月的所思所想,喜乐哀愁,写那一代人中的一些"异类"为什么渐对课本和代表社会正统正规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动摇,以至于变得反叛而我行我素,不大理会不这样就会怎样的后果。因此也远离了应试教育的樊笼羁绊,甘于淡泊地追求内心的清宁与自在,也就轻飘飘地和这个现实现世有些脱节,天性与现实的冲突实在是冰炭不容,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后来的升学和入世、谋职都受到很大影响,人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或对或错对错相因相果,但我们百折不悔。至少那时我因反叛在应试教育的体制里获得的自由,是我们那一批同学中最多的,后天的成功也并非完全与这种个体的觉醒无关。
    所以先起名叫作了俗而含蕴的《心路历程》。尽量扩大和跳出小我的世界,努力去表现我曾经处过的环境、事物与人,力图以童蒙始开看世界的未成年人眼光看世界,展示那个成长年代真实的所思所想,还原那个时代整整一代学子的憧憬与感动、痛苦与哀愁。这让它具有完全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万岁》、《十七岁的花季》等成年人眼中的青春作品类型,避免了以成年人的眼光代入、由外及内看待事物的弊端,而是以由内向外的眼光看世界,真实袒露和记录了成长中的“这一代”的群体心声。
    它表现的意义于此:一方水土、一类人文、一种层次、一群所处特殊时期的异类。那是一抹悠远而浓重的悲凉,也有一点真正从痛苦心灵中悟出来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注定无法摆脱的关于应试教育的反思——充满了挽歌色彩。从这借鉴了如“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多余人”等现代派创作手法的族群立传中,挽出一声对教育百年树人的深深惜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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